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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胸襟  

2014-06-08 10:45: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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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胸襟
作者/翰林院士
诗歌不只是天才的艺术,也是从美妙的心田里流淌出来的甘甜的清泉,从五彩花园中飘荡出的醉人芬芳。一个诗人的作品要打动人,要使读者受到熏陶和感染,就必须表达出闪光的思想和优美的情感。高尚的情操,高雅的志趣,脱俗胸襟,这是任何真正的诗人都不可或缺的。叶燮曾道:“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原诗.内篇下》)他提出具备好的胸襟是一个诗人写作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其创作的基础。沈德潜继承了叶燮的观点,并进一步作了阐发,道:“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说诗晬语》)他强调了“胸襟”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第一襟抱”,就写不出“第一等真诗”来。
诗史上凡杰出的诗人,往往不乏伟大的胸襟。在人们景仰的情感与道德的高地,他们像一面面鲜艳的旗帜,迎着历史的风吹雨打,始终猎猎飞舞,高高飘扬。他们的良好胸襟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们有的悯时伤世,忧国忧君。臂如屈原,在受到朝中群小排斥 ,被罢黜放逐的情况下,仍“长太息以掩涕兮, 民生之多艰”(《离骚》,后同),“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丝毫未顾及个人安危,满心牵挂的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的精神世界,正如司马迁在评议《离骚》时所说的“……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于泥之中,蝉蜕于浊秽,发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又如杜甫,他生逢乱世,却“穷无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无论自己怎样颠沛流离,时刻都关注着社稷存亡,关注江山沉浮。蔡梦弼曾这样赞美他:“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也,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 ?”(《杜工部草堂诗话》)在古代,“君”是国的象征,不是“忘君”,即心念忧国”!薛雪对杜甫也是推嵩备至,道:“千古诗人惟杜浣花,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浣花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时雨一过,天矫白物,随地而兴,生意各别,无不具足。”(《一瓢诗话》)这就是说,杜甫具有的“胸襟”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基础;如果他没有一颗殷红的爱国之心,如果他不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它就不能成为诗歌史上光华四射的巨星!
有的体恤明瘼 ,忧思百姓疾苦。像元结,在担任到州刺史时,见兵燹之后征卒烦重民不堪合,便作了不少为民请命、表达倾关心关切的诗歌。其《春陵行》云:“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缓逋违诏令,蒙责固所宣。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贼退示官吏》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令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世时贤。”《赋石鱼》诗说:“金鱼吾不须,轩冕吾不爱。”葛立方对他写作这些诗歌的背景曾作过考察,说“以传考之,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尝秦免税租及和援杂物乃万缗,又奏免税租庸十余万缗,田之流亡尽贵。”(《韵语阳秋》卷六)对于好不容易才成为地方官长的元结来说,不是眼睛望着上面思索如何讨好朝廷,而是心系民生、欲求早日救民于水火,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想法、做法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当时杜甫就称赞:“今盗贼未息,至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立可待也。”宋人黄彻亦感叹道:“余谓温叟(元结号)所以能然者,先民后已,轻官爵,重人命故也”;“此所以能不徇权势而专务爱民也。”(《蛩溪诗话》)当官的头上有个天,这天就是老百姓——这话元结无疑是记住了的。牵挂百姓的诗人当然远非元结一人。像白居易,就吟出了“心中有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之句;像韦应物,就发出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赠李儋》)这种心声;像范唏文,就表达过“岂辞云水三千理,由济疮痍十万民”(《赴姑苏》)的决心;像郑板桥,更是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在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这种语重心长的寄 ……在中国古代,诗人是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群体,他们不少人的生活是与官场紧密联系的;从前面所引诗句可以看出,诗人们即使身在官场,却并没有染上一般官吏的陋习,没有失去正直的品性,没有丧失作为那时的社会精英所应有的良知——这也就是他们在历史上主要被人们视作诗人而非政客的缘由吧!
有的秉持独立人格,向往光明和自由。如陶渊明,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不为五斗“折腰向乡里小儿”(《萧统《陶渊明传》),想方设法从官场“樊笼”脱身出来,“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种豆南山下”(同前),“采菊东篱下”(《饮酒》),去世后被世人尊称为“靖节先生”。陶渊明之诗,在内容上、形式上都独具一格,成为很多人模仿的对象。但一般人学陶,通常只可仿其皮毛,而难以效其骨肉。为什么会这样呢?叶燮对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道:“陶潜胸次浩然,吐弃人间一切。故其诗俱不从人间得。诗家之方外,别有三昧也。游方以内者,不可学;学之犹章甫而适越也。唐人学之者,如储光羲,如韦应物。韦既不如陶;储虽在韦前,又不如韦。总这,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原诗?外篇下》)陶渊明厌恶世间俗套,心地率真任性,独善其身且矢志不渝,他的“胸次”决定了他是后人极难仿效的“这一个”。陶渊明之后,坚持在自由而澄澈的理想国中翱翔、傲岸而孤独的“王者”应数李白。李白自应征进入长安后,很快觉察到了“君王虽爱蛾眉,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的现实和“吟诗作赋北窗里,万主不值一怀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去”(《行路难》)的艰难的处境。于是,他一方面发出了“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的首还归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狷语狂语,另一方面却又抛开所有烦恼,索性过起了欢愉豪纵、闲适潇洒的轻松生活。他有几首小诗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间答》);“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怀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清风与客醉,今日乃相宜”待酒不至》),“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夏日出中》)。从他的心安理得中,从他的我行我素中,从他的放浪形骸中,人们看得出他对封建礼法的轻蔑和鄙视,看得出把一切绳索和羁绊统统都踩在脚下,看得出他对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和勇往直前。一千多年来李白长久地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除了他作品的自然、清新、飘逸和想象奇特外,它们所显示的作者在灵魂的自由和人格的魅应说是主要缘由。
有的正气浩然,不畏邪恶,取义成仁。如刘禹锡,早年因支持新政,参加变法,结果被贬出朝廷,在外流转十后后才被召回长安;而一回到长安,他立即作了《赠看花诸君子》一诗,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后两句表面上是写桃树,实际上是嘲讽当朝的既得利益者,表现了对新贵们的极大蔑视。此诗换来的结果是再次被逐,而且外放的时间更长。又过十四年之后,他才再返京城。第二次还京后,他很快又写了《再游玄都观》一诗,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当初不可一世的权贵们,你们现在在哪里呀?被你们赶走的老刘可又回来听!长期被贬,长期遭受压抑,不但不能让刘禹锡屈服,相反,他变得更坚强、更加无所畏惧了——他就像一位屡败屡战的斗士,而且越战越勇!又如南宋由胡铨一案引出来的两位诗人。胡铨因上书高宗反对与金议和、请斩秦桧以谢天下而遭到罢和贬斥。胡铨被逐后,一些过去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因担心受牵连,急忙和他划清“界线”,避之犹恐不及,但有两位诗人却不畏秦桧之流的嚣张气焰,挺身而出对胡铨表示支持和敬意。这其中家喻户晓的一位是张元干。张元干作为胡铨的朋友,在胡铨被贬上路时特意前去见面,并作了《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一词相赠。词曰:“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太白,听《金缕》。”词中不仅大胆为友人鸣不平,也批判了统治集团的屈辱求和,揭露了秦桧等人投资卖国的真实嘴脸。全词感情慷慨激昂,悲壮沉郁,令人“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表现了作者的高风亮节和刚正不阿。写这样的词无异于捋虎须,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结果秦桧大怒,词人被削籍下狱,并险些遭迫害致死。另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王庭珪。赵与虎《娱书堂诗话》中道:“胡忠简公以言忤秦桧,谪岭外,士大夫畏罪莫敢与谈,独王卢溪庭珪诗以送之。其一云:‘囊填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驿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他年公议出,汉庭行诏贾生还。’其二云:‘大厦无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时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是护持。’为邑人欧阳识告讦,窜辰州,桧死而还。看样子,王庭珪原来与胡铨还算不上好朋友,他纯粹是出于正义而写这两诗送予胡铨的。为表达对忠臣的支持和对奸佞的愤慨,王庭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自己心中的话说出来——他和张元干一样值得人们敬佩!当然,在谈到古今硬骨头诗人的时候还不能不提及高启。作为明初杰出诗人,“高启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时诗纪事》),他的为人和诗风都近似唐代李白。有诗为证:“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厌远游,荷锄懒躬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分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青丘子歌》)他不羡功名富贵、不为礼法所拘、狂放不羁的性格足可见出。就是这样一位英才盖世的诗人,因对“爱才”的太祖洪武皇帝所赐予的“户部侍郎”官衔无动于衷,竟执意回到乡间到“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结果触怒了洪武爷,被朝廷加以罪名腰斩于市,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高启倘能稍低一下头,倘能挥笔为朱元璋写上一两篇“颂圣”之作,他就不但不会披祸,而且人生肯定能得以长久,并能优哉游哉、舒适自在地过自己喜欢的有滋有味的日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高启和他之前的刘禹锡、张元干、王庭珪等人一样,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诠释了诗人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的道德观及人生价值取向。
还有的虚怀若谷,乐善爱才、成人之美。如韩愈极力褒扬并推荐孟郊、卢仝、贾岛、张籍等人,就一直被传为美谈。《原诗?外篇下》就道:“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孟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百十之,而愈一一为之欢赏推美,史称其“奖借后辈,称荐公卿间,寒暑不避。’”又如杨敬之“到处逢人说项斯”,欧阳修初读苏轼之交时称赞“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大叫“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诚斋诗话》),苏轼于黄庭坚、秦观、张耒诸人“皆爱之如已,所以好之者无不至”(《原诗》),等等,无不显示出阔大的胸怀和雅量高致,所以后人对他们也都赞许有加。“文人相轻”的陋习过去在某此无名之辈之间也许确实存在,但相对那些有成就、有令名的真正的诗人而言,这个词语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诗人胸襟的物性,决定了其诗作品位的高低和价值的大小。在诗史上,有的人也不乏才能,也没少费笔墨,也不是不懂写作物法与技巧,但因其心胸阴暗,灵魂卑污,处处只念着一已之私、一已之利,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怎么受人好评,他也很难成为诗坛明星,也不会闪烁出耀眼的长久的当光芒。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就算得上这样一个反面典型。谢灵运于山水诗虽有开创之功,但其山水诗的成就并不高;除了梦中吟出的“池塘生春草”一句外,广为流传的作品几乎一首也没有。之所以会如此,应该说和这个人的胸襟有一定关系。谢灵运出身于高门世族之家,十八岁就袭封为康乐公,一向热衷于功名利禄。晋帝尚在位时,他为求得更高地位,对权臣刘裕极尽诌媚巴结之能事;刘裕晋建立宋朝后,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宋书.谢灵运》下同),就是说因未能进入宋权力集团的核心圈子,他不顾自己仍然在刘宋政权中担任高官的身份,“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他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诗歌,虽然不少是刻画同水的,却经常借机发牢骚、表愤激。为此他终于得罪了刘宋最高统治者,四十八岁上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谢榛《四溟诗话》中有几句涉及谢灵运人品的话,道:“谢瞻《从宋公戏马台孔令》曰:‘圣心眷佳节,扬銮戾行宫。’谢灵运曰:‘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是时晋帝尚存,二公世后媚裕若此。灵运又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何前佞而后忠也?”谢榛说得有道理,谢灵运后来被收监时在《临川被收》一诗里讲的“韩亡子房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等话,都是言不由衷的,他不过是临死前用堂而皇之的诗语来掩饰自己一生的鄙俗。所以尽管这诗作似乎有礼有节,义薄云天,但联想到他这人生前的所作所为,联想到他的胸怀品性,人们读罢除了觉得滑稽、荒诞,还能产生什么感觉呢?谢灵运不能成为杰出的诗人,不能成为优秀的诗人,不能成为和陶渊明、甚至也不能和谢朓相提并论的诗人,原因也就在此吧。当然,谢灵运尽管品性欠佳,可在诗史上毕竟还占有一席不太显眼的位置。应当指出,还有不少所谓诗歌作者即使和谢灵运相比,亦是相差甚远的。例如中外在某些特殊时期都存在过的宫廷诗人,那些专写拍马之作的“颂圣”诗人;再例如中国明代的大奸相严嵩——据很多文献资料记载,严嵩是很有诗才的,他的一些诗作也是构思精巧、写法高明的——可在当时也好,后世也罢,有谁会把他和“诗人”二字相联系呢?“尔曹声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往往会作出最公正、公平的评判。
优秀而感人的诗歌只能出自美好的胸襟。元韦安居《梅涧诗话》中有这样几句有趣述说:“杜小山来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但能饱食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戴石屏云:‘虽一时戏语,亦可传矣。’”赵紫芝即赵师秀,戴石屏即戴复古,二人均为南宋诗坛名家。他俩是不是真的认为作诗者“但能饱食梅花数斗”就能写出好诗呢?当然不是的。‘其实他俩主要还是强调“胸次玲珑”的重要性,就是说,任何人要为诗,首先必须得有一副好心胸。诗为心声,怎样的“心”才产生出真正的“诗”,着实是大有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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