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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以”为尧舜,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2014-06-03 21:30: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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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可以”为尧舜,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2014年05月30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卑人言来 ]
每值盛夏,和天气一起热度飙升的自然是高考的有关话题,其中“思想品德加分”自然是最热。
被视为和平年代阶层流动主要渠道的高考,一直被拿来和古代的选官制度进行比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尤其在进校成“干部”毕业还包分配的若干年前,更有“一考定终身”的影响力。如何更公平,一直是高考制度设计中的核心。根据罗尔斯公平理论的第二原则,不平等的设计必须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而思想品德加分给予了哪个弱势群体以利益?或者换句话说,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会相应削弱考生在高考考查的其他哪个方面的成绩?
品德加分,和中古时期奉行的“举孝廉”授官一样,所考察的都是被试者的德性。但举孝廉的目的意在“褒德禄贤,劝善刑暴”、“兴廉举孝,庶几成风”,是传统儒家贤人政治的讲究,意在通过道德榜样施行教化、敦睦风俗。孝廉们为官后宰牧一方,是否能够推己及人当然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但基于权力带来的收益及其导向作用,要求官员们品德高于一般人,基本是无须置疑的,这和要求公众人物在主张隐私权时保持克制和忍让是一个道理。但是作为三观尚在塑形之中的中学生,要求他们品德上近圣近贤,本身就不近人情——汉代举孝廉政策的2.0版,要求被举荐者年龄超过40岁,“四十而不惑”,也是考虑到了修身作为一项终身志业的难度。
我国《刑法》规定,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至少是16岁,而已满14岁不满18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同样对心智不成熟的中学生宽大为怀,而且实行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高考和选官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接受教育的资格,后者在传统语境中是施行教化的资格,相比于后者对于品德要求的严格,前者只需要候选者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行了。品德的优秀,与奥赛的优胜、艺术的特长或者自主招生不同,并不能为大学大部分学科的学习奠定更好的基础或展示更好的潜能。
品德加分的标准模糊和语义暧昧,无非又炮制了一个类似“三好学生”加分的名目,给考场之外的操作增加了空间。这种统一标准之外的操作空间,就如同《刑法》的“口袋罪”,严重影响公正,才是最大的不道德。犹记得察举制度发展到魏晋,几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
《醒世恒言》第二卷讲了个“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的故事:老大通过举孝廉得了功名,思及老二老三还没有官做,就故意辞官归乡,在分家产时多拿卡要,从而以自己的恶名换得弟弟们的令名,最后两个弟弟也通过察举得了官做,老大再邀请乡老见证,又均分家产,并且重获嘉奖。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论演员的自我修养,论作秀手段的屡屡刷新,大概一浪更比一浪高。指挥棒之下,倒不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还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了。文/解三酲(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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